北大教授刘云杉深度分享: 当教育成为中产的“消费陷阱”, 我们如何突围？

“拔尖”的逻辑是成功，是不能也不会失败，是对既有的规则和目标非常清楚，是没有任何瑕疵，没有任何短板，也不冒任何风险。

而“创新”的前提是不怕失败，是冒险，是敢于尝试新的、未知的、结果不能预期的冒险。创新和拔尖，两个的内在逻辑完全不一样。

本文来源：公众号“博雅小学堂”（ID：boyakids）。如果喜欢蓝橡树的文章，请记得要把我们“设为星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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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开始，“内卷”成为社会热点词，教育也在内卷之中。不只中产阶层的父母感知到压力，北大、清华学生也都把“内卷”当口头禅。

• 作为教育体系内拔尖的群体，如何看待985高校学生陷入内卷的焦虑中？

• 当教育成为阶层竞争的工具，出现了哪些问题？

• 什么样的教育能帮孩子们战胜内卷？

前几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教授，在“第8届牛津中国论坛”上，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让一路向上“竞优”成功的拔尖学生，挤在缺乏创新、低回报的“竞次”的赛道上“出人头地”，根源在于教育的结构性病。

对这一代被父母给予更多规划和保障的年轻人而言，教育和成长意味着回归谦卑，直面弱点和挑战，沉淀得失心。“后浪”这个词，也许是内卷之后的一个倒逼机制——主动把自己放在一种新的风险当中，最后找到自我成长和内在平和。

刘云杉教授

以下为刘云杉教授在论坛上的发言：

从日常到心理：

为什么985也内卷？

“内卷”，去年从学术著作到人们的口语，从知乎到北大、清华学生的口头禅，我想他们之所以频繁地用这个词，是因为这个词既是他们的日常状态，也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就是在这个绩点高压背后是一套制度逻辑，他们不得不参与这场过度竞争，这是他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状态。

在心理次序上，“内卷”是一种焦虑的情绪，就是在高竞争的学习下面，他们没有内在演进，既没有经验的增长，也没有精神上的成长。从这个词的流行和流传，也就可以看到，是“个体的焦虑”变成了“群体的焦虑”，它不再是某一个独特群体的焦虑，而这样的情绪传染，它是一代人的焦虑。牛津大学项飙老师说，这是一亿多的年轻人或者说是中产阶级下滑背后的焦虑。

从一个特定的群体的焦虑到一代人的焦虑，或者说这群人最先有能力把这个话说出来，他们的声音被听到、被放大，我的第一个提问就是：这个群体为什么会陷入内卷？

拔尖，但不创新

竞优，却走向竞次

他们是这代人在教育体制当中最为拔尖的人，不管是北大、清华，还是我们讲的“985”，在国家创新人才的培养中被寄予高期待的人。期待他们什么呢？期待他们能创新。

那创新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不怕失败，或者说是某种探险，敢于尝试新的、未知的、结果不能预期的一种尝试。

可是在现实情境中，他们是“拔尖”，但不是创新。拔尖意味着什么？拔尖意味着长得最高，或者说是在一个跑道里面跑得最快，最前面的人，或者是“出人头地”。

那么拔尖的逻辑是什么呢？它是成功，是不能也不会失败，是对既有的规则和目标非常清楚，是没有任何瑕疵，没有任何短板，也不冒任何风险，那么这一群人也可以说是一路升级打怪的高手。

豆瓣“985废物自救小组”的自嘲

创新和拔尖，两个的内在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刚才我们讲创新，不管是科学研究、心灵的探险、还是生命创造的内在诉求，它和“绩点为优”背后的一套“体制逻辑”很不同。

这个体制逻辑既可以是他学业的评价，考试选拔，或者说是学校不断的分层分级，以及岗位的筛选，比如就业也有内卷，在他们身上发生着非常强烈的冲突。

这个冲突又外显于他们彼此之间的PK，还在于他们一路在这个升级打怪的游戏规则中，冲突激烈，他们这一路不知碾压了多少人，所谓的成功背后是非常多的人的失败。

那么这些领跑者，我们期待他们做什么呢？在这个全球的工作机会的竞争中，有两种拍卖机制，一种是竞优——就是谁在真正地创造，这是一种稀缺的创造，可以要很高的价格，这就是创新。

相反的是一种逆向的竞争，就是刚才讲谁的价格低，谁用工的时间长，谁的薪酬可能更低，也就是那些重复的、可替换的，价格越低就相应越有竞争力。前面我们提到过，这样一群人，中产阶层下面还有很多打工的这一群人，打工是“竞次”。

这一群被期待竞优的人，这一群拔尖的人，他并没有走向一条竞优的道路，反而滑向了竞次，就是在这样的重复的、无增长的劳动，更长的时间，更低的收益。这背后是有一些非常结构性的、体制性的问题。这就是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教育的问题在哪里？

教育的结构病：

阶层竞争与分裂的工具

在今天教育投入越来越大，教育越来越昂贵的年代，教育的意义却空疏了，教育变得极其空洞，被扭曲成升级打怪的那个通道和体制。

“内卷”，这个听起来很怪的词，也是年轻人告诉我的词，它有着非常正面的期待。

在中国当下，人们期待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教育成为向上流动的阶梯，这个阶梯意义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力争向上、防御下滑成为日常的紧张焦虑，大家天天都要非常小心翼翼地向上，防御身份的下滑。

同时，这个阶梯也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形势，在不同的时期，有的时候你好像运气很好，赶上了自动上升的扶梯，只要挤上去就能向上，比如说1980年代以来的这四十年或者是高等教育机会。

有的时候可能又面临着自动下行，比如说今天的大众高等教育时代，数量不断增长，背后可能是文凭陷阱或者是“高等教育意义”消费陷阱，这时候的现实压力就不仅是如何避免甩出去，也是如何避免滑到最底。

教育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的陷阱，或者说是消费的陷阱，它变成了一个被经营的项目，变成一项投资，是一套非常理性的计算程序。

每个家庭可能会有非常清晰的目标，有成本核算，每一步的投入，又在这样的管理逻辑、消费逻辑和功利主义逻辑主导下，教育的内涵已经消失殆尽。

这就是我说的教育病——结构性的病。本来我们希望教育是一个团结、整合、融合的园地，但是现在却成为人和人之间竞争、阶层之间分裂的机制。

如何突围呢？或者说是教育还有可能发生吗？教育它到底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这是我今天要问的第三个问题。

内卷突围：

谦卑的“后浪”？

我们讲教育，它首先是一种关系，它是指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放下来，把自己放到一个知识传统当中，一份有来龙去脉的事业当中，把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当成其中的一环，这里面可能薪火相传，跟随榜样。

放下自己，其实是需要谦卑的，承认在个人之上，它会有更大的传统，而且自己会被这样的传统所抓住、所吸引，能够沉浸在其中。沉浸在其中的这个心理状态，不是焦虑的，反而常常是安静的，是心神安宁的。

但是这样的状态对今天的年轻人有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在他们的成长中，我们的整个理念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把一个教和学的关系当中的教育，消减成孤零零的个人。这个孤独的、原子化的个人，被强调的是如何具备能力，如何占有知识，如何无所不能。不断地用成功证明自己骄傲的年轻人，如何能够谦逊地走向一个传统中呢？

刚才说整个教育的过程是让他变得与众不同，他既与众不同，又严重趋同，在一个个相似的人之间彼此PK高低，那他怎么能够愿意把自己放下？这个骄傲的年轻人还可以或者说是还能够接受教育吗？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他其实是要直面成长，他要能够面对自己的弱点。
今天的年轻人也非常喜欢正向反馈，喜欢待在舒适区里面。要直面正视自己的弱点，对于身处顺境当中的很多年轻人是非常不容易的，承认自己的局限，还能够突破局限，不管是不得不走出来，还是轻松随意地走出来，都需要走不同的道路，去有不同的生活经验，而且是不可知的生活经验。

要放掉这个得失心，不再算计，把自己放在一种生活当中，安然所遭遇的一切。这样的达观坦然，它是岁月本身的馈赠，对年轻的生命来讲，同样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更何况他们整个生长过程中是非常加速的，他们太急于知道某种结果，而且是在父母过度规划下，他是娇惯的。有强大的父母经验背后，作为一个“二代”既依赖又叛逆的处境，他们如何真正走出自己的道路，其实这也是困难的。

最后，会有“后浪”这样一个词，我想它在内卷之后的一个倒逼机制。

他是不安于或者说是在做某种主动出局，主动而不是被动，主动把自己放在一种新的风险当中，意味着可能会有一些真正的选择，不是放任，也不是放弃，而是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真正平和、安然去度过的某种可能。

但这个“浪”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在不断的想知道的，如果“卷”是你主动的，不得不参与其中；那这个“浪”可能就是刚才我讲的是你主动放弃，或者说是主动地去选另外一种路，尝试生命另外一种可能性。

至于这个“浪”能不能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仍然是一个比较傲娇的说法。还是能够比较质朴地承认自己在一个经济社会形势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能够真正地和更多的普通的人民在一起脚踏实地的生活，就是一个朴素的生活，还是一个更矫情的一个“浪”，这个我觉得也是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主持人提问：内卷之下的

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

主持人：在年轻人就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去强调博雅教育，强调通识教育，而可能对应试教育有一些比较批判的态度，这是否是有点脱离现实了？还有第二个层面是说，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可以去支持职业教育，就是职业高中或者是技能教育这种培养，这是否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或者缓解一部分这种内卷的恶性竞争的问题。刘教授，能不能为我们回答一下？

刘云杉：对教育，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不同的轨道，不能是同一个赛道，把所有不同的人都变成一样。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人是有兴趣不一样，天分也不一样，处境不一样，是应该让他有多元的选择的，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在一个赛道上出人头地，否则就会导致这样急剧的PK。

从这个角度，中国教育多元化是必然的，但是我们确实也碰到了，在这样的情境里面，我们不谈应试教育，去谈博雅教育、素质教育，是不是某种问题？

其实现在已经看到应试教育已经导致了所有人在一个赛道里边的情况，而这个考试又越考越简单，考得越简单，就越没有区分度，那就比的是时间，谁不出错，这是我们今天考试的一个问题。

当你在做素质教育的时候，这个背后当然就有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到底这个素质是谁的素质？中产阶级有中产阶级的素质，上层有上层的素质，农民、工人有农民、工人的素质，这些素质到底该在教育当中怎么去培养，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要谨慎地去调整的。

今天我们有很多县一级的地方在非常严格地去规定一些职业教育的比例，这也在观察当中。职业教育要和经济连在一起，如果你培养的很多高职、高专又不能对应到地方经济的时候，它又变成了次等的学校教育，这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总之，教育是非常复杂的，它需要谨慎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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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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